中国是茶树的原产地，然而，中国在茶业上对人的贡献，主要在于最早发现了茶这种植物，最先利用了茶这种植物，并把它发展形成为我国和东方乃至整个世界的一种灿烂独特的茶文化。如我国史籍所载，在未知饮茶前，“古人夏则饮水，冬则饮汤”，怛以温汤生水解渴。以茶为饮则改变了人们喝水的陋习，较大地提高了人民的健康水平。至于茶在欧美一带，被认为“无疑是东方赐予西方的最好礼物”，“欧洲若无茶与咖啡之传入，饮酒必定更加无度”，“茶给人类的好处无法估计”，“我确信茶是人类的救主之一”，“是伟大的慰藉品”等等。上面所说的这些事实赞语，集中到一点，就是茶不但推进了我国文明的进程，而且也极大地丰富了西方以至世界的物质文化生活。世界各国饮茶及茶的生产和贸易，除朝鲜、日本以及中亚、西亚一带是唐朝前后就从中国传入者外，其他多是16世纪以后，特别是近200年以来才传入发展起来的。因此，古代茶事，主要也就是中国的茶事。

    （一）六朝以前的茶事　　

    茶树是中国南方的一种“嘉木”所以，中国的茶业，最初也孕育、发生和发展于中国的南方。“六朝”，是史学界指我国南方三国、晋和南朝的宋、齐、梁、　　陈这一历史阶段而言的。中国上古的经济、政治、文化中心是在黄河流域，广大南方如《史记》所记，至汉朝时还依然处于“地广人稀，火耕水耨”的落后状况。所以在中国的早期文献中，有关南方特别是茶叶的史料很少，只能根据不多的记载，得出这样一些看法。

    1、巴蜀是茶叶文化的摇篮　　六朝以前的茶史资料表明，中国茶业，最初兴起于巴蜀。《汉书.地理志》称：“巴、蜀、广汉本南夷，秦并不以为郡。”巴蜀的范围较大，居住民族除巴人和蜀人之外，不还有濮、28、苴共、奴等许多其他少数的民族，巴族、蜀族，不过是其中分布较广、人口较多的两个大族。这些民族，大致在夏商和西周时，还停留在原始氏族阶段，至春秋、战国期间，在中原文化的影响下，才由原始走向文明，但是，从中原的观点来看，这些民族或地区，仍然是属于“南夷”的化外之区；巴蜀归属于华夏，是在秦统一和设置邵县以后的事情。　　

    清初学者顾炎在其《目知录》中考说：“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指出各地对茶的饮用，是在秦国吞并巴、蜀以后才慢慢传播开来的，也就是说，中国和世界的茶叶文化，最初是在巴蜀发展为业的。顾炎武的这一结论，统一了中国历代关于茶事起源上的种种说法，也为现在绝大多数学者所接受。因此，常称“巴蜀是中国茶业事茶叶文化的摇篮”。　　

    中国的饮茶，是秦统一巴蜀以后的事情。那未，巴蜀又日什么时候开始饮用茶的呢？茶界持有不同见解，有的认为始于“史前”，有的认为“西周初年”，也有的认为在“战国”时斯等，归结起来，就是究竟始于巴蜀建国之前抑或建国之后的问题。所谓巴蜀饮茶“始于战国的观点，实质上也就是否定上古神农传说的史料价值，认为只有可靠的文字记载才可凭信。其实，说巴蜀茶业始于战国，也是以顾炎武上说为依据，别无其他直接文字记载。史前信农业、医药和陶冶斤斧30耨等多种发明于一身的神农，未必真有其人、其事。但是，他作为后人追人追念史前上述伟大发明而塑造出来的一种形象，而得到人们的承认。与他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事物是指原始时代的发明，这些应该是有一定的史实根据的。一般地说，在未进行考古发掘之前，古书关于“神农耕而作陶”和“始作耜，教民耕种”、“始尝百草，始有医药”等传说，同样也是无文字可证的。所以，神农作为史前的一个特定阶段的代表，将农业、医药、陶器，以至茶叶的饮用“发乎”这一时代，应当是可信的。
   饮茶是一种物质享受，人们习惯把钦茶和文明联结在一起，所以一提到饮茶的起源，往往认为是进入阶段社会以后才现的。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利用植物的某部分组织来充当饮料，是氏族社会常有的事。鄂伦春族民族志材料表明，1949年前，生活在大兴安岭的鄂伦春人，还停留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当时，他们有“泡黄芹、亚格达的叶子为饮料”的习惯。鄂伦春人能够利用当地的黄芹和亚格达叶子来作饮料，那未，为什么巴人、蜀人和我国南方有野生茶树分布的其他族人不能在史前就发明以茶为饮呢？这也就是说，我国上古关于“茶之为饮，发乎神农”的论点，不但有传说记载，而且也有民族志材料的较好印证。说明巴蜀茶业的起始是早的，只可惜见诸文字记载的时间较迟，直至西汉未年的王褒《憧约》中才有记述。能予佐证的有关先秦巴蜀的茶事资料，一是东晋常璩《华阳国志.巴志》所说：“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于巴，爵之以子……丹、漆、茶、蜜……皆纳贡之。”二是明代杨慎在《郡国外夷考》中所提：“《汉志》葭萌，蜀郡名。萌音芒，蜀人谓茶曰葭萌，盖以茶氏郡也。”　　

    巴蜀和周族的联系，其实还可上溯到殷商未年。如《华阳国志》中又称：“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这一点，在《尚书.牧誓》中载称，王曰：“嗟！我友邦家君……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华阳国志》和《尚书》一致说明了在殷商未年，巴蜀及其周围的许多部落，都曾参加了周武王领导的反纣同盟。周武王灭殷以后，大肆“封邦建国”，分封的对象，有上说的宗亲，也有功臣， 33从和参加伐纣战争的各族奠长。所以，西周虽无“子”这样的爵位，即使不分封宗姬，也会分封巴蜀等头人来掌管一方的。这一带既然成了西周的属国，至少在臣属初期，会与周王朝保持一定的纳贡关系，贡品中包括了漆、茶和蜂蜜这类方物特产特产。　　

    《华阳国志》是晋人所写，其所载史实是汉朝甚至是两晋的情况，既然巴蜀种茶，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种茶，到战国时已兴至汉中葭萌一带，其上述巴蜀南部的产茶地区，当不会都是在葭萌之后才发展起来的。所以，如果葭萌“以茶氏郡”的论点可以成立，那未，《华阳国志》中提到的茶叶产地，可以说也是战国前即已形成的历史茶区。　　

    关于巴蜀茶业在我国早期茶业史上的突出地位。直到西汉成帝时的王褒《僮约》中，才始见诸记载。《僮约》有“脍鱼34鳖，烹茶尽具”；“武阳卖茶，杨氏担荷”两句。前一句反映成都一带，西汉时不但饮茶已成风格，而且在地主富家，饮茶还出现了专门的用具。其后一句，则反映成都附近，由于茶的消费和贸易需要，茶叶已经商品化，还出现了如“武阳”一类的茶叶市场。　　

    西汉时，成都不但已形成为我国茶叶的一个消费中心，而且由后来的文献记载看，很可能也已形成为我国最早的茶叶集茶中心。如西晋张载《登成都楼》（3世纪80年代）诗句：“芳茶，冠六清，溢味播九区，”即是一证。张载这首诗，共32句。前面16句，谈成都的飞宇层楼、物饶民丰和高35长36的城市境况；下阕借蜀蜀郡汉代巨富程、卓二家的奢华生活，来极言成都茶叶的名满遐迩。与张载这一诗句相辅，构成巴蜀茶业名甲全国的还有这样两条史料：三国魏张辑《广雅》（三世纪上）载，“荆巴间采茶作饼，成以米膏出之，……用葱姜芼之。”其一是西晋孙楚的《出歌》（231—293年）：“茱萸出芳树颠，鲤鱼出洛水泉。白盐出河东，美豉出鲁渊。姜、桂、茶荈出巴蜀，椒、桔、木兰出高山。蓼苏出沟渠，精稗出中田。”前一条史料所说的“荆巴间”，具体是指今川东、鄂西一带。其实，这鄂西早先属楚国的边境地区，先秦时有的一度就属巴国或是巴文化的影响区。所以，这条资料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实际上介绍的，主要还是巴蜀的制茶方法和饮茶习惯。后条《出歌》，主要是介绍一些常用饮料、食物产地。把《广雅》、《出歌》和《登成都楼》诗的上述内容联系起来，就能清楚地看出，不只先秦，而且在秦汉直至西晋，巴蜀仍是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重要中心。
  2、茶业重心的东移　　

    先秦时，中国茶的饮用和生产，主要流传巴蜀一带。秦汉统一全国后，茶业随巴蜀与各地经济、文化交流的增强，尤其是茶的加工、种植，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如湖南茶陵的命名，就很能说明问题。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分，唐以前写作“茶陵”。《路史》引《衡州图经》载：“茶陵者，所谓山谷生茶茗也”，也就是以其地出茶出名县的。茶陵是湖南邻近江西、广东边界的一个县，这表明了秦统一不久，茶的饮用和生产，就由巴蜀传到了湘、粤、赣毗邻地区。但中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优势，还是在巴蜀。在汉以后的三国、西晋阶段，随荆楚茶业和茶叶文化在全国传播的日益发展，也由于地理上的有利条件长江中游或化中地区，在中国茶文化传播上的地位，慢慢取代巴蜀而明显重要起来。所以从发展的角度上来说，秦汉至西晋这个阶段，既是巴蜀茶业继续持盛的时期，也是中国茶业由巴蜀走向世界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如上面引及的《广雅》所说：“荆巴间采茶作饼”。这条记载，将“荆、巴”并提，表明三国时，至少在中原人看来，荆楚一带的茶类生产和制茶技术，便已达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这一点还可以《三国志.吴志》（285年前后）孙皓“以茶当酒”的故事来补证。是书《韦曜传》记称，孙皓嗣位后，常举宴狂饮，韦曜酒量不大，孙皓初识曜时特别照顾，“常为裁减，或密赐茶荈以当酒”。说明华中地区当时饮茶已比较普遍了。因为孙皓“初见”韦曜的日子，也即是他刚刚做皇帝的头二年。孙皓是吴永安七年（公元264年）接位的，不久，他效法乃祖孙权，把国都一度（公元265—266）年迁至宜昌。所以，孙皓以茶代酒的史实，很可能是其迁都宜昌时的故事。　　

    三国时，孙吴据有苏、皓、赣、鄂、湘、桂一部和广东、福建、浙江全部陆地的东南半壁河山，这一地区，也是这时我国茶业传播和发展的主要区域。西晋的历史不长，但它的短暂统一，不仅如杜育《荈赋》（4世纪前期）所形容的：“灵山惟岳，奇产所钟，厥生荈草，弥被岗”，南方栽种茶树的规模和范围有很大发展，而且也如左思（250？—305？年）《娇女》所说“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铁43”，这时随政治、经济中心的集中北方，茶的作用，也流传到了北方的高门豪族。关于这点，在刘琨写给其侄子的一封信中，也可得到一些证明。据一些文献引述的刘琨《与兄子南44州刺史演书》（270—314年）称：“前昨安州干茶二斤，姜二斤，桂一斤，皆所须也。吾体中烦闷，恒假真茶，汝可信致之。”刘琨是西晋将领和诗人，惠帝时封广武侯，愍帝初任大帝将军都督并州诸军事，长期与汉、赵相持，晋室南迁后，因孤守无授，为石勤所破，不久（公元318年）被杀。45州在晋帝时沦没，后州治辗转流寄山东、江苏很多地方，刘演任“南46州”刺史的时间，当是在47州失守以后。所以，根据上述两点，刘琨这封信的时间，多半是他永嘉、建兴孤守并州时所书。这封信与茶叶有关的，主要是“真茶”二字；这里称“恒假真茶”，有的书作“常仰真茶”。所谓真茶，是针对假茶而言的；“常仰真茶”，换句话说，也就是市场上的茶叶，常常有假，这也正好证实了其时北方已存在了茶的一定贸易。　　

    关于西晋时长江中游茶业的发展情况，还可以这两部史籍中得到一些说明。一是《荆州土地记》（撰写人及成书年代不详）。这部早佚，现存的二处茶叶资料，一见于《齐民要术》的引文，其称“浮陵茶最好”；一见于《北堂书钞》，其载：“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齐民要术》中所说的“浮陵”，当为“武陵”之误。这两条资料共同都称，武陵出产的茶“最好”。据考证，《荆州土地记》，似是西晋时代的作品。那未，西晋时我国的茶叶是否以武陵为最好呢？这可以东晋前期常璩《华阳国志》的有关志内容反证。

《华阳国志》是记述汉中、巴蜀和南中等历史、地理情况的一部专著。其中关于记及各地出产茶叶的资料，主要有这样几条：涪陵郡，“惟出茶、漆”；什邡县，“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平夷县，“山出茶、蜜”。常璩是蜀郡江原（今四川崇庆）人，西晋未年曾任成汉官吏，东晋时迁居建康（今南京），其在写《华阳国志》前，当看过《荆州土地记》或听到过武陵茶的评价，所以常璩在书中用“出茶”、“出好茶”、“出名茶”三级来区分各地出产茶叶的质第，但唯独不提这些地方的茶叶何者最好，这或许其时荆州制茶已超过巴蜀或与巴蜀不相伯仲的关系。因此，从现存的茶叶史料来看，在三国和西晋时，由于荆汉地区茶业的明显发展，巴蜀独冠我国茶坛的优势，似已不复存在。　　

    西晋的都城在洛阳，永嘉之乱后，晋室南渡，北方七族相率过江侨居，东晋、南朝建康成为我国南方的政治中心。这一时期，我国长江下游和东南沿海的茶业，因上层社会的崇尚也较快地发展了起来西晋时，皇室和世家大族，荒淫无耻，斗奢比富，腐化到了极点。流亡到江南以后，有些人鉴于过去失国的教训，一改奢华之风，倡导以俭朴为荣。如《晋书.恒温列传》（646年）称：“桓温为杨州牧，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关于这点，《晋中兴书》（王世几）陆纳尚茶的故事，更能说明问题。其载：“陆纳为吴兴太守时，卫将军谢安尝欲诣纳。纳兄子俶怪纳无所备，不敢问之，乃私蓄十数人馔。安既至，纳所设唯茶果而已。俶遂陈盛馔，珍羞毕具。及安去，纳枚俶四十，汝既不能光益叔父，奈何秽吾素业。”由此可以清楚看出，这时茶已成为某些达官贵人用以标榜节俭和朴素的物品。另一方面，随北方土族的南迁，南方特别是江东各地，礼制比以前也有所加强，作为日常生活中愈来愈时尚的饮茶，这时，也自然地愈来愈多地被吸收时礼进礼俗之中了。如刘宋时的《世说新语.纰漏第三十四》（440年前后）中有这样一则故事，讲西晋有个叫任瞻的官史，晋室南渡时漂泊流落，后来慢慢也到了南京，“时贤共至石头（今南京地名）迎之，犹作畴日相待，一见便觉有异，坐席竟下饮。”即是说，在东晋时，建康一带，就普遍出现了以茶待客的礼仪。又如《南齐书.武帝本纪》（6世纪前期）载，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七月，齐武帝临终时又诏称：“我灵上慎慎勿以牲为祭，唯设饼、茶饮、干饭、酒脯而已，天下贵贱，咸同此制。”通过这样用诏谕的形式颁布全国，无疑对这种风俗是一大推动和促进。　　

    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段“借重茶叶”的需要，从而使和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如《神异记》（西晋一隋代之间）载：“余姚入虞洪，入山采茗，遇一道士，牵三青牛，引洪瀑布山，曰：“……山中有大茗，可以相给，祈子他日有瓯牺之余，乞相贵遗也”。《永嘉图经》（失传，年代不祥）载：“永嘉县东三百里，有白茶山。”山谦之《吴兴记》（5世纪）又称：“乌程，县西北二十里，有温山，出御荈”等等。由上可见，这一时期我国东南植茶，由浙西进面扩展到了今温州、宁波的沿海一线。不只如此，而且如《桐君录》所说，“西阳、武昌、晋陵皆出好茗”；晋陵是今常州的古名，其茶出宜兴，表明东晋和南朝时，长江下游宜兴一带的茶叶，也著名起来。荆楚和长江中游茶业重心的进一步东移，是唐朝中期以后的事情，但这时我国东南沿海地区茶业的发展，使三、西晋以后出现的茶业重心东的趋势或现象，更加明显起来。
 （二）隋唐五代茶业的兴起　　

    隋的历史不长，茶的记载也不多，但由于隋统一了全国并修凿了一条沟通南北的运河，这对于促进我国唐代经济、文化以及茶业的发展，还是有其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的。众所周知，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中国茶业有一个很大发展的时期。如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8世纪未）中所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甚；穷日尽夜，殆成风谷，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这说是说，茶叶从唐朝中期起，便是南人好饮的一种饮料，从南方传到中国，由中原传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下变成了中国的举国之饮。所以我国史籍有茶：“兴于唐”或“盛于唐”之说。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销边，茶始收税，一句话，直到这时，茶才真正形成为一种独立和全国性的文化或事业。因此，本节在主要介绍唐代茶业的蓬勃发展的同时，对其所以能风起的原因，也略作剖析。

    1、唐代的茶叶产地　　

    唐代茶业的兴起，如杨华《膳夫经手录》所载：“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已后盛矣。”《膳夫经手录》成书于唐宜宗大中十年（公元856年），所记唐代茶业的发展，有的是亲目所睹，有的是距之不远的事情，因此内容是较为可靠的。这也即是说，根据《封氏闻见记》的记载，所谓“茶兴于唐”，具体业说是兴盛于唐代中朝。这一点，也和《全唐诗》、《全唐文》等唐代各种史籍记述相一致。在初唐的文献中，很少有茶和茶事的记载；至唐代中期和晚期以后，对茶的论述和吟哦，就骤然增多了起来。那么，唐代中期茶业是怎样发展起来，又发展到怎样的程度呢？　　

    先说茶叶产地。唐代以前，我国到底有多少州郡产茶，是无从查考的。直到陆羽《茶经》中，才第一次较多地列举了我国产茶的一些州县。其“八之出”载：山南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    淮南       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黄州；    浙西       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剑南   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浙东   越州，明州，婺州，台州；黔中   思州，播州，费州，夷州；江南   鄂州，袁州，吉州；岭南   福州，建州，韶州，象州。《茶经》中上列的这些地名，不少人把他们概之为“八道四十三州”。其实，四十三州是对的，而把州之前所列的山南、淮南、浙西等说成是“八道”，就未必妥当了。因为，这八地在唐时虽然曾作过道名，但是，它们并不是同一时期的建制和同样的性质。如八地中，山南、淮南、剑南、江南、岭南，是唐贞观时划分的全国十道中的五个道；而黔中，是开元时从江南道中分出的新道；至于浙东、浙西，历史上虽也一度称过“浙东东道”和“浙江西道”，但实际上是后来江南东道所属的两个观察使理所。不仅这八地设道和称道的时间不同和或有矛盾，其下面所列的州名，与当时的行政建制也不完全吻合。如建州、衡州，历来属于江南道，但在《茶经》中，却把建州划入了岭南，把衡州归入了山南的范围。众所周知，陆羽一生著述很多，他不只是一位杰出的茶叶专家，也是当时有名的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史学家和地理学家，他写过多种山志、地志和图经一类的地理论著，以陆羽的地理知识，他要按行政建制的道州隶属关系来写，是决不会出现如上混乱情况的。所以，陆羽《茶经》“八之出”中州之前的地名，不是指道，而指茶叶产区，是陆羽最早提出或划分的我国八大茶区。　　

    这里还要附带指出一点，在我国有些论著中，不但把《茶经》“八之出”的地名，称之为“八道四十三州”者，甚至还有根据这些道、州的行政建制，氢它们所辖的州、县悉数都算作产茶地域，错误提出唐代产茶有多少州、多少县。很明显，陆羽提出的茶叶产地，是其在评定各地茶叶品质时所列出的典型和代表，而不是全部茶叶产地。如巴蜀，其时产茶就遍及各地，而《茶经》所列，仅剑南八州。第二，在所谓“八道”和“四十二州”中，也不是第一个道的各州、第一个州的各县全都产茶。发浙西的苏州属县很多，但唐时真正产茶的，只现在的吴县一地。其三，唐代的地方行政建制，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时有所变动。所以，仅仅根据《茶经》的记载而要提出唐代产茶州县的确数，是不会也不可能正确的。　　

    由《茶经》和唐代其他文献记载来看，唐代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微、河南等十四个省市；而其北限，一直伸展到了河南道的海州（今江苏连云港），也即是说，唐代的茶叶产地达到了与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局面。
 2、唐代的茶叶生产和贸易

    如前所说，六朝以前，茶在南方的生产和饮用，已有一定发展，但北方饮者还不多，及至唐代中期后，如《膳夫经手录》所载：“今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中原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都嗜茶成俗，于是南方茶的生产和全国茶叶贸易，随之空前蓬勃地展了起来。　　

   《膳夫经手录》中，还录述了一些有关名茶的情况，上表所列是当时全国茶叶的商品生产和贸易的基本概貌和流向。表中所有这些情况，有的形成已久，但多数如蒙顶茶的兴起一样，“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竞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主要还是唐代中期以后才风盛大起来的。　　

   唐代时我国各地的茶叶生产，都有较大发展，但是，如《封氏闻见记》所说：“茶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色额甚多，”尤其是擅有与北方交通之便的江南、淮南茶区，茶的生产更是得到了格外的发展。具体来说，如上表所反映的江南鄂岳观察使、江西观察使、宣歙观察使和浙西观察使的一些州县，就尤有巨大发展。这里不妨以江西和宣歙观察使的有关茶史资料一说。　　

    人们都很熟悉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名作《琵琶行》，对于嗜茶者和广大茶叶工作者来说，对其中“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的茶事诗句，往往印象特别深刻。浮梁是现在江西的景德镇，江口是指九江的长江口，茶商把妻子一人留在九江船上，自己带着伙计一景德镇去收购茶叶，这里虽然未明确指出，但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出，浮梁是当时东南的一个最大茶叶集散地，每年新茶上市，茶商竞争是多么的激烈。这一点，也正好和《元和郡县图志》“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余万贯”的说法相一致。对于《琵琶行》和《元和郡县图志》记述的上述情况，少数学者也有持怀疑态度的，认为景德镇现在也没有多少茶，唐代时如此兴盛，令人难以置信。其实《元和郡县图志》“每岁出茶七百万驮”和上面《膳夫经手录》所说的“百位于蜀茶”的性质一样，虽都带有一定的形容成分，但大体上还是可靠的。浮梁出茶，并不是指浮梁一邑所产的茶，而是包括浮梁周围的皖南、浙西甚至闽北一带的茶叶在内。这一点，从刘津《婺源诸县都制置新城记》中，多少可得到一点证明。其载：“大和中，以婺源、浮梁、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是奥区；其次乐平、千越，悉出厥利，总而笼榷，少助时用，于时辖此一方，隶彼四邑，乃升婺源为郡置，兵刑课税，属而理之。”大和是唐文宗李昂的年号。这条材料反映，不只浮梁销售的茶叶，就是后来为课征茶税而设立的婺源郡，也都是“隶彼四邑”；茶货和税利，来自附近的四面八方。看了上述资料，如果说前面还有人对陆羽《茶经》“八之出”州之前的地名究竟是指道还是茶区有怀疑的话，那么，通过上面所说的茶叶贸易过程中，自然形成的茶叶生产和经济区域，对陆羽能够提出茶区的观点，也就应该不再怀疑了。　　

    如果再深追一步，唐代浮梁一带的茶叶生产又盛到什么程度呢？这可用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张途的《祁门县新修閶溪记》的内容来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黄而香，贾客咸议愈于诸方，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迹而至。”祁门周围，千里之内，各地种茶，山无遗土，业者七八，这虽不无夸张，但对此无人怀疑，现在赣东北、浙西和皖南一带，在唐代时，其茶业确实有一个特大的发展。
  浮梁和宣歙观察使所生产的茶叶，陆羽《茶经》将其列入浙西茶区。或许有人认为，这一带产茶虽多，但在唐代的各种名茶中，浮梁之商货并不在其列，其制茶技术还不如巴蜀、荆汉。应该承认，浮梁周围生产的茶叶，主要是作用商品茶，做工不甚精细，所以陆羽评判的结果，也是“浙西以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在整个浙西范围来说，浮梁出产的茶叶，也属下等。但是简单地以商品茶的品质，确定这一带或整个茶区的制茶技术还较低下，这也是形而上学的。事实上，从整个茶区来说，居于长江下游的浙西，在唐中叶以后，不只茶产量大幅度提高，就是制茶技术，由湖州紫笋和常州阳羡茶的入贡，表明也达到了当时最高水平。因此，如果说我国六朝时期茶叶生产中心开始东移的话，那么，至唐代中后期，我国茶叶生产和技术的中心，便正式转移到了长江的中游和下游。　　

    关于茶业的中心的东游，还可举唐代贡焙的选定来说明。唐张文规《湖州贡焙新茶》诗吟：“凤辇寻春半醉归，仙娥进水御帘开，牡丹花笑金钿动，传秦湖州紫笋来。”我国贡茶的历史甚早，只专门设立采造宫延用茶的贡焙，规定贡焙首批贡茶必须在每年清明王室祭祀前贡到，还是唐代中期开始，据嘉泰《吴兴志》和宜兴有关方志记载，湖州长城（今长兴）和常州义兴（今宜兴）设立贡焙，始于李栖筠刺常州时。是李栖筠接受陆羽“可荐于上”的建议，试贡后受到皇帝喜好而成为定制的。“天子未尝阳羡茶，百草不敢先开花”的诗句，可能即是描写这一时期贡焙的，大历五年（公元770年），代宗李豫以义兴“岁造数多”，始设焙顾渚，“命长兴均贡。”据《元和郡县图志》记载，宜兴、长兴的贡茶，到贞元以后，单长兴一地，每年采造就要“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反映当时其地不但所出的茶叶质量很好，而且茶园规模和产茶数量也较大。应该指出，贡茶正如袁高《茶山》诗句所形容的：“动生千金费，日使百姓贫”，“心争造化功”，“所献愈艰勤”，从茶农山民来说，它确实是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一种苛重赋役。但另一方面，从茶业发展和制茶技术的提高上说，客观上起到了一种推动的作用。换言之，唐代贡焙的设置顾渚，既是唐代茶业重心转移江南或东南的一定反映，也是后来这一带茶叶生产技术长期居于领先地位的一个原因。　　

    关于唐代茶叶贸易，在上面引绿的有关茶叶生产史料，有的已提到了。总起来说，唐代茶叶生产、消费和贸易的关系，是一个互为条件、互相促进的关系。如果说唐代茶叶生产和消费的发展，有力地带动了茶叶贸易的发展，那么，反过来，唐代茶叶贸易的极大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和促进了茶叶生产和消费的相应发展。我国南方生产茶，北方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不产茶，因此，我国茶叶贸易，主要是南方茶区的茶叶，向北方和无茶地区的贩运。正如《封氏闻见记》所说的那样，唐代开元以后，“自邹、齐、沧、棣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随着北方城乡茶叶买卖和消费的风行，南方茶区的茶市，江河要道上由茶叶运输而形成了茶埠等水陆码头，也如雨后春笋般展了起来。这方面的文献资料很多，这里不妨兴几首唐诗为例：　　杜牧有一首《入茶山下题水口草市》绝句，吟道：“倚溪侵岭多高树，夸酒书旗有小楼。惊起鸳鸯岂无恨，一双飞去却回头。”水口是顾渚汇入太源河道中的出水口。在唐代中期以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原，至唐代停泊在这里，于是就形成了有酒楼茶肆的固定草市。除水口外，在顾渚山区，还有如释皎然《顾渚行寄裴方舟》“尧市人稀紫笋多，紫笋青芽谁得识”诗句中提到的“尧市”一类买卖茶叶的市场。以上讲的是茶区收购茶叶的情况，沿途运输茶叶的情况又怎样呢？这也可有许浑《送人归吴兴》中的这样的几句诗来反映：“绿水棹云月，洞庭归路长，春桥悬酒幔，夜栅集茶樯。”所谓“茶樯”也就是专门运输茶叶的船只；这里的“洞庭”是指苏州洞庭东、西山。其后二句，就是运河两岸因茶船日行夜歇而兴盛起来的集镇或码头。此外，茶叶贸易运输的兴起，对沿途一些城镇的繁荣兴旺，也起到了极其明显的作用。如王建《寄汴州令狐相公》诗：“三军江口拥双旌，虎帐长开自教兵，……水门向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从中不难看到，这个江口城市，本是军镇所在，唐朝茶叶生产、运输兴盛起来后，茶樯泊集，茶商摩肩，一下子繁荣了起来。通过上面几例，不但可以看到唐代南方茶叶贸易的巨大发展，而且也形象地看到了茶叶贸易对沿途和所到之处社会经济、社会生活的显著影响。
   关唐代南北茶叶贸易，还可以从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中得到一些有超的补证。所谓“江贼”，是指出没在长江水系行劫的强盗。他们一股多的两三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船二三十人，专门抢劫江河中的商族，有的也上岸抢劫市镇。这些江贼，都是一些私茶贩子，他们把抢得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为什么把种种赃物要带到山里去换茶呢？杜牧接着说：“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于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惊，是以贼徒得异色财物，亦来其间，便有店肆为其襄55，得茶之后，出为平人。”最后杜牧在谈到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时又说：“豪、毫、徐、泗、汴、宋州贼，多劫江南、江北、淮南、宣润等道；许、蔡、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买，循环往来，终而复始，”当然，这此江贼虽然也把抢来的财物博茶运归本州货卖，但这不是唐朝真正的茶商和正规的茶叶贸易，不能作为唐代茶叶贸易的正式例证。不过，从上引的杜牧的两段记述中，我们至少看到了这样两点：一是至唐代晚期，我国南方一些原来属于穷乡辟壤的山区，大务发展种茶以后，社会一下繁荣和富裕起来；二是我国南北茶叶贸易，分江东和华中两路进行。东路江西、浙江、江苏和安微一带的茶叶，主要通过长江和淮河、泗水等转由运河直接运销今苏北、皖北和河南各地。华中荆、襄、鄂、岳诸州，过去一般认为也顺江东下，由扬州转运河往长安和燕幽各地；其实它和江东一样，并未转运，而是就近由长江北面各水系直接运销河南或经由河南转运各地。　　

    唐代的边茶贸易也很兴盛。我国茶叶和茶的知识传诸西北少数民族的历史，可能由来已久，但西北广大少数民族地区饮茶和出现茶叶贸易的记载，最早还是始于唐。据《唐国史补》载，唐时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风俗均以茶叶为贵，一次唐朝的使者到吐蕃，烹茶帐中，吐蕃的赞普问他煮什么？他故弄玄虚地说，这是“涤烦疗渴”的所谓茶也。赞普说：“我亦有此，才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59湖者。”这些都是唐时的名茶。当然能够享用这类茶叶的，只能是赞普的一类少数上层统治者，至于一般平民，自然是从那些专事边茶贸易的商人手中买来的粗茶。这一点，也如《封氏闻见记》中所形容的：唐代中期以后，饮茶风盛南北，“穷日竟夜，殆成风谷，始自中地，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我国边疆一些少数民族染上饮茶的习惯以后，先通过使者，后来直接通过商人，开创了我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以茶易马的茶马交易。
 3、唐代茶政、茶学和茶叶文化的发展　　

   唐代茶业的长足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自身的建设。在隋代或唐代初期以前，茶叶最多只能说的一种地区性的生产或文化。至唐代中期以后，随着共业的发展，茶就成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经济、社会文化帮一门独立的学问了。　　

    茶叶作为全国的一种社会经济，除其所具的商品性内容外，主要反映在茶税的课征上。在唐代中期以前，种茶、买卖茶叶，不征收赋税。唐中期以后，由于茶叶生产、贸易发展成为一种和大宗贸易，加上其时安史之乱以后，国库拮据，片收茶叶赋税，由筹措常平仓本钱，逐渐演变成为一种定制。　　

    唐德宗李适接位以后，建中三年（公元782年），依户部侍郎赵赞议，“税天下茶漆竹木，十取一”，以为常平仓本钱，这是我国第一次抽收茶税。但未几，在兴元元年（公元784年），因朱60乱，德宗逃奔奉天（今陕西乾县），追悔诏罢茶税。这次税茶，虽主要用于地方筹集常平仓本钱，未入国用，但茶税之巨，给大家一个很深的印象。以后《文献通考.征榷考》所说，贞元九年（公元793年），盐铁使张滂以水灾赋税不登，又向德宗秦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充所放两税。其明年以后，所得税钱外贮，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办，以此代以。”德宗从之，再次恢复茶税，并自此成为定制。　　贞元时税茶，岁得不过40万贯，但至长庆元年（公元821年），以“两镇用兵，帑藏空虚”，“禁中起百尺楼，费不胜计”，盐铁使王播又秦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这样，使茶税岁取至少增加到了60万。唐文宗时，王涯为盯，为尽收茶叶之利，大改茶法，自兼榷茶使，推行茶叶专营专卖的榷茶政策。大和九年（公元835年），王涯强令各地“徒民茶树于官场，焚其旧积”，禁止商人与茶农自相交易，增加税率，一时天下大怒，不久，王涯因李训之乱，被腰斩处死，榷茶之制在唐朝才悬花一现，未曾完全贯彻。武宗会昌元年（公元841年），崔珙任盐铁使，又再次增加茶税，上行下效，茶商所过州县，也均设重税。他们在水陆交通要道，相效“置邸以收税，谓之61地钱”。稍有不满，便“掠夺舟车”，就如上面说的江贼的所为一样，这时私茶越禁越盛，茶叶的商税，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矛盾。这种情况，一直到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裴休任盐铁转运使立茶法十二条，才缓和稳定下来。据《新唐书.食货志》记载，裴休的税茶法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各地设有邸阁者，只准收取邸值（住房堆栈费用），不得再赋商人；二是私62三犯都在300斤以上和“长行群旅，”皆论死；三是园户私63百斤以上杖脊，三犯加重徭；四是各州县发如有砍伐茶园或伤害茶业者，在任地方官要以纵盐法论罪；五是庐州、寿州和淮南一带，皆加半税。实施裴休这一茶法，茶商、园户都较满意，税额未增，税收倍增，迄到朱温篡唐，税制一直未有多大变化。茶叶由不税到税，从国用的角度来看，也就是从一种自在的地方经济，正式被认定和提高为一种全国性的社会生产或社会经济。　　

    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是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期以后，应茶业发展和社会上对茶的知识的需要，出现了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使茶在成为全国性生产和经济的同时，也以独立的崭新的一咱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彪千古。
   茶之有书，是从陆羽著述开始的。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问世，不但具有把茶提高为独立的学科这样划时代的意义，而且，开创了我国为茶著书立说的先河，千百年来，后人不断以陆羽《茶经》为楷模，续写一本本《茶经》新篇，使我国传统茶学不断得到了发扬光大。陆羽嗜茶，精于茶道，其关于茶的著作，除《茶经》以外，还有《茶记》三卷、《顾渚山记》二卷和《水品》一本。唐代其他人的茶叶著作，有陆羽挚友皎然的《茶诀》三卷，张又新《煎茶水记》一卷，温庭筠《采茶录》一卷，苏65《十六汤品》一卷，佚名《茶苑杂录》一卷，以及裴汶《茶述》、温从云等《补茶事》、五代时毛文锡《茶谱》等共十余种。唐代的这些茶书，或师《茶经》，或从生产和品饮茶叶和不同方面补充《茶经》，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的实际和知识。这些著作，虽然大都已经散佚，但留存下来的《茶经》等不多的几种著作中，仍然保留了上古许多珍贵的茶史资料，仍然是今天研究唐及其以前茶叶历史的重要根据。　　

    晚唐诗人皮日休在其《茶中杂咏.序》中说：“季66以前，称茗饮者，以浑以烹之，与夫瀹蔬而啜者无异也。季68始为三卷，由是分其源，制其具，教其造，设其器，命其煮……以为之备矣。”即是说，在陆羽之前，我国对茶文化的源流、制茶方法、茶具设置、烹饮艺术，都不够重视，饮茶还如同煮茶喝汤一样；在《茶经》面世以后，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这也就是说，在唐代艺术，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一个很大发展。　　

    先以茶具来说，在陆羽《茶经》中，现在所说的茶具称为“茶器”，茶具是在饮茶发展的一定阶段上，才从一般饮具炊器中独立和发展起来的。早期烹饮茶叶的器具，和日常餐具是通用不分的。后来，经济条件较好的一些人家，为了适应经常饮茶的需要，在待客和经常喝茶的地方，专门固定陈设一套，这才形成正式的茶具。唐人饮茶，和六朝时期相仿，一般都用茶碗，如唐人诗句所吟：“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碗”，“蒙茗玉花尽，越碗荷叶空”。最初吃茶用的碗，也就是平常装饭盛汤用的碗，后来有些人家把几只碗固定和其他茶具虽然形制和质地与其他碗没有区别，但用途开始分开了。之后，一些陶家进一步设计产生出了各种各样不同形制的茶碗或茶瓯来。这一点，已为我国考古发现所证实。据报道，在湖南发掘出土的数以百计一模一样的唐朝茶碗中，有一件在碗内底部，竟特别烧制有“茶碗”两字。很明显，这只碗，就是专门用来作茶碗的，从其时茶还书作“茶”来看，这只碗，又无疑是唐代前期的产品。这说明唐代前期，长江一带虽然饮茶的历史已很久远，但茶碗在发展下还处于只是和普通饭碗分用，而没有在形制上有别于其他用碗的这样一种阶段。　　

    茶具和茶叶的制作、饮用一样，在陆羽之前很不讲究，是经过陆羽《茶经》中点染以后，才普遍重视和讲究起来的。对于茶具的讲究，如杜育《荈赋》所描述：“水则岷方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一作瓯）；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在晋代就有些重视。但是，汇集和比较各地茶具的优劣，设计一套实用完备的茶器，还是始自陆羽。陆羽在《茶经》中，共列了28种烹饮茶叶的器具和设备，除对每种器物分别述说它们的功能和作用外，还对制作的具体用材、尺寸和工艺作了详细的说明。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具，考虑非常周全。如其存放这套茶具的设施，就根据不同场合，设计了具列和都篮二件。所谓“具列”，也就是竹木制作的用于室内陈列茶具的茶床或茶架；都篮，则是用竹篾编制的存放这套茶具用的篮子。自此以后，如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所说：“楚人陆鸿渐为茶论，说茶之功效并煎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统笼贮之，远近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这就是说，陆羽精心设计整理的这套茶具，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唐时有些重要的茶具，还出现了一定的专业生产，并形成了各自的著名产地。如皮日休《茶鼎》诗有诗：“龙舒有良匠，铸此佳样成”；《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龙舒，即今安微的舒城，邢客与越人，是指邢窖和越窖。对于这一点，《唐国史补》中也说：“巩具陶者，多为瓷偶人，号陆鸿渐，买数十茶器，得一鸿渐。”说明当时陶瓷茶具的生产，不仅如邢、越一类名窖相互斗奇比异，边巩县一类的普通窖主，也想出了搭送陆羽陶像等方法，来参加茶具生产交易的角逐。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在社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概括说，就是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这里不妨摘引唐人的一些诗句，来略作说明。唐著名诗人元稹，曾写有一首一至七字《茶》诗，其云：“茶，香叶、嫩芽：慕诗客，爱僧家；碾雕白玉，罗织红纱；铫煎黄蕊色，碗转麹尘花；夜后邀陪明月，晨前命对朝霞；洗尽古今人不倦，将知醉后岂堪夸。”这首诗的内容中，除对茶的特点、加工、烹煮、饮用、功效作了全面根据以外，还特别提到爱慕茶叶的“诗客”和“僧家”。应该指出：唐代上到帝王将相，下至乡闾庶民，茶叶之所以成为“比屋之饮”，的确与其时社会上的达官名士、高僧仙道在诗文中的赞颂、倡导是分不开的。在唐以前，茶的诗句，急剧地增加了起来。如唐时著名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等，无不嗜茶，也无不遗有众多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如吕岩诗句所形容：“通道复通玄，名留四海传”，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工业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如在礼仪方面，通过鲍君微的《东享茶宴》、王昌龄的《洛阳尉刘宴与府县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以及钱起的《过长孙宅与郎上人茶会》等诗，可以清楚地看出，唐时在客坐敬茶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兴起了以茶为集，以茶作宴会以茶设会的集体活动形式。这种形式，如诗僧皎然《晦夜李待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所吟：“晦夜不生月，琴轩犹为开；墙东隐者在，淇上逸僧来；茗爱传花饮，诗看卷素裁；风流高此会，晚景屡裴回。”这实际上是我国或世界茶道的滥觞或雏型。　　

    茶宴、茶集和茶会，已从一般的待客礼仪，演化为以茶会集同人朋友、迎来送往、商讨议事等等有目的、有主题的处事联谊活动。如李嘉祜《秋晚招隐寺东峰茶宴送内弟阎伯均归江州》所说，其茶宴就是为欢送阎均而设的。在这些茶宴或茶的集会上，与会者一方面“茗爱传茶饮”，欣赏茶的色香味形，一方面“诗看卷素裁”，相互赋诗言志，作画抒情，从饮茶的单纯物质享受，进一步扩展到茶会的精神享受。日本茶道的要义，是所谓“和、清、敬、寂”四字。其实，在唐人的诗文中，很多也很推崇、追求这样几点。如白居易作诗吟：“况兹孟夏月，清和好时节。微风吹夹衣，不寒复不热。移榻树阴下，竟日何所谓。或饮一瓯苛，或吟两句诗。内无忧患迫，外无职役羁。此日不自适，何时是适时？！”孟浩然的《清明即事》诗句：“帝里重清明，人心自愁思。……空堂坐相忆，酌茗聊代醉。”刘得仁的《慈恩寺塔下避暑》诗：“古松凌巨塔，修竹映空廊。竟日闻虚籁，深山只此凉。僧真生我敬，水淡发茶香。坐久东楼望，钟声振夕阳。”把上述茶的有关诗情画意提炼出来，所重复和追求的，也就是“和清敬寂“这样一类意念。这一点，唐人斐汶《茶述》中概括得尤为简要，其称：茶叶“其性精清，其味浩洁，其用涤烦，其功致和，参百品而不混，越众饮而独高”，这表明其对茶叶特性或茶道的认识，已达到了一个颇为精深的程度。

    总上所说，我国由六朝或唐朝前期江南人“吃苦粥”或“瀹蔬而啜”，到裴汶所说的“越众饮而独高”, 不能不说是我国茶叶文化的一大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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