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班章村一百零X号茶农家，去年春茶的时候，收到了1个亿的春茶订购款。”
“那还是订金，尾款还有2个亿。”
......
2022年3月10日，我在西双版纳古茶山听到这个消息，找了当地人确认了这个消息，并且知道了代工的茶厂和发酵师傅。
和你一样，这也是我听过的老班章最大的单笔交易。
于是，我在老班章村呆了1个月，花了很长时间，梳理了这个村落的狂飙之路，看看它是如何在22年的时间里，爬上了普洱茶的金字塔，成为了神一般的存在。
原本是2022年5月份要发表的文章，拖到现在。文章有点长，谨慎阅读。
1.
2000年，20岁的高小芳怀揣着对未来的畅想，考进了云南广播电视大学文学系。作为老班章村的第一个女大学生，高小芳是村里年轻人集体羡慕的对象。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老班章村的女孩到了十三四岁就开始去东莞打工，一是逃离贫困，二是在外面能够找到值得托付终身对象的机会更多，而村里的男孩则会延续传统，传宗接代，养老送终。对于大山里的老班章村人来说，这是亘古不变的宿命。高小芳有改变命运的机会。于是她的父母咬紧牙根，勒紧裤腰带，靠养牛卖猪来给女儿挣学费。
老班章村是中缅边境上的一个纯哈尼族村寨，隶属于西双版纳州勐海县布朗山乡。
那会儿的老班章村，躲在海拔1700米的山坳里，穷得只剩下茶树。野蛮疯长的茶树为了争夺养分，还限制了其它农作物的生长。这里的哈尼族没法承袭祖先的智慧——哈尼梯田，只能种点旱谷。
他们的房屋是干栏式茅草房，上层住人，下层养牲畜，一家5口到10口人，全挤在不到40平米的茅草房里。
在傣语中，“班”是窝棚的意思，“章”是桂花的意思，这一代因为生长着成片的缅桂花树，所以取名班章，翻译过来就是生长在缅桂花树下的“窝棚村”。因为饥饿困苦，上个世纪班章有过两次人口迁出，迁出去的人民建立了新的“窝棚村”，叫新班章村（另一个叫卫东村），为了好作区分，留下的村民们把班章顺口改成老班章。他们村后来出产的茶叶，便以村寨命名。比如“老班章”这三个字，在某种特殊的语境下，等同老班章村的茶叶。
作为农耕民族，哈尼族人喜欢在田边地角搭建“窝棚”，简陋到用茅草遮盖，四面无墙，供劳作时休憩之用，也是遮风挡雨的“好地方”。
所以，桂花树下的“窝棚村”，无异于贫困村的代名词。老班章村后来成为云南“土豪村”的代名词，而“窝棚”一词也被土豪村民们用来戏称自家盖的别墅，或者在城里买的房子。世事有时候就是这么荒诞。
那年，老班章村有个产妇要生了。她男人下山请了一位医生。为表答谢，男主人装了一麻袋老班章村的茶叶送给了医生。医生下山走到半路上，看见路边有两个南瓜，于是把茶叶倒在路边，把南瓜装进麻袋扛回家了。
老班章村民实在太穷了。茶叶是他们唯一“值钱”且可以作为酬报的东西。在老班章村，这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习俗。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老班章村是邻近乡村女人们的“噩梦”，村内“被迫”保持着十年内不办结婚喜事的记录。村里的小学因为找不到生源而“被迫”关闭。村里的小孩到了十三四岁，“被迫”奔赴广东打工谋生，村里的大人则隔几个月“被迫”去邻近卫东村和新班章村亲戚家讨米吃。
那一年，（国营茶厂）勐海茶厂，在老班章村收购茶叶的价格为8块钱1公斤（干毛茶）。并获如下评语：
茶芽过于硕大，且色彩也不理想。
当年，勐海茶厂用老班章村收来的料子制作了一款叫“大白菜”的普洱茶有机茶。传言，当年的这一批“大白菜”被一个广东商人购走。这款茶后来成为普洱茶江湖里的传奇。
这一年，一股由海外刮来的普洱茶风潮正在席卷内地，昆明最早做普洱的茶商“首当其冲”。
2.
2001年，在勐海县城做生意的朱二去老班章村，给村里的木屋安装不锈钢。村里人实在支付不起全款，于是和朱老板商量能不能剩下的款项用茶叶来抵扣。
朱老板说不行，你们村茶叶价格才6元1公斤，拿回去也没人要。
那一年，老班章村的茶叶送到国营收购站，已经上升到了11元~12元每公斤，但勐海茶厂只收购了一部分。
3.
2002年，港台茶商陆续出没于大陆，他们雇佣大批云南本地人代收茶，前往云南各大城市的茶厂、茶庄、供销社，甚至边远村寨（如易武），收购老茶，每公斤收购价不超过10块钱，给收茶人的佣金按件计，每饼费用1块钱。
6月3日，普洱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版纳州召开，吸引了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及我国港澳台地区的190名专家学者参加。
同年秋季，11月24日，在第三届广州国际茶文化博览会上，云南提供的宫廷普洱茶拍卖出了100克16万元的“天价”，创下了当时广州乃至广东茶叶拍卖价格的最高记录。据统计，当年茶博会观众达10万人次，普洱茶“高端形象”一锤定音，为后来普洱茶在各种博览会上的“天价”问世打响了头阵，为普洱茶在大陆运作“高端市场”做了一次预热。
2000之前，普洱茶就已蜚声海外，香港，台湾，日本，韩国，马来西亚等，随处可见普洱茶的影子。尤其是香港，1950年后成为普洱茶消费的最大市场，每年要销五六千吨的普洱茶，平均每人每年差不多要喝1公斤。1995年后的台湾，在炒壶崩盘后，转而迎接普洱茶。到了上个世纪末，港台茶饮文化已在大陆主要发达城市盛行，如北京，上海，杭州，随处可见“港式饮茶”和“台式茶风”，更不必说素有饮茶习惯的广东了。
因此，2002年大量港台茶商在大陆出没不是没有理由的。
那一年，老班章村修通了通往外界的土路，虽然路况依然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雨季根本不敢开车），但至少让老班章村的茶叶可以让外界更多的人直接接触到了。
因为通车之便，老班章村的一位女人把自家茶园中采摘的鲜叶拉上拖拉机，灰头土脸，一路颠簸到县城，卖出了5元一公斤（鲜叶）的价格。
她兴奋地告诉在城里当干部的儿子杨广才，老班章的茶叶可以卖到“高价了”。杨广才听到这个消息后，“激动了一晚上睡不着觉。”
4.
2003年，原产地普洱茶寻根热，猛烈地席卷了整个云南。
3月，云南省第一个茶叶地方标准出炉，云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正式颁布《云南普洱茶地方标准》。
老班章村的茶农逐步把视线转移到了“比自己年龄还要大”的茶树上，并开始尝试制作和经营。
这一年，勐海县拥有了第一套盖碗，是由勐海茶厂工作人员去广东省出差带回来的。
而进入老班章村的广东客商也越来越多，他们为了鉴别和审评茶叶，带来了审评杯和盖碗。受此影响，老班章村民的饮茶方式，逐渐从传统的铁壶煮茶、土罐烤茶和搪瓷杯泡茶，过渡到了用盖碗冲泡的方式。
2023年04月18日